拉贝做出了让日本兵不知所措的姿态——他用胖乎乎的身躯挡在日本兵面前。
“你的死啦死啦的！”有几个日本兵生气地用刺刀对准拉贝的鼻子尖，企图吓唬他。汉堡商人仿佛根本不在乎，依然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面不改色。
最后还是一个日本军官出面解了围，命令他的士兵放下枪，并向拉贝表示歉意。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总部等待拉贝，说有要事向他报告。于是拉贝不得不将现场交给了那个曾经表示“歉意”的日本军官处理。拉贝亲眼看到这个日本军官带着他的士兵离开了现场，才动身前往总部。
“不好了，先生，日本兵又回去抓走了1000多中国士兵，而且这回来的武装士兵更多，100多全副武装的家伙哩！”还没有进委员会总部办公室，有人便气喘吁吁地向拉贝报告道。
“走，我们马上回去！”拉贝一边嘴里生气地骂日本人不讲信用，一边对斯迈思和米尔斯说。三个人重新上车，疾驰至安全区。但任凭拉贝他们与日本兵费尽口舌，对方就是不放人。
又是100多人从眼前被强行拉走。拉贝涨红了脸，几次欲冲到日本兵面前去挡拦，皆被斯迈思博士拉住。
“你们美国人怎么就没有一点血性？你看看这些日本野兽！他们连野兽都不如！”拉贝简直愤怒至极。
斯迈思无奈地说：“拉贝先生你还有所不知，今天他们日本飞机甚至把我们的军舰都炸沉了，而且还炸死了两个人！”
“如此胆大妄为？”拉贝不敢相信。
“我刚刚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把我们的‘帕奈’号炮艇炸沉了，死了一个意大利记者和一名船长。我们的大使帕克斯顿先生多处受伤，休斯艇长断了一条腿……”斯迈思悲伤地诉说着。
拉贝拍拍朋友的肩膀，安慰道：“上帝保佑我们。”
“走，还是去找找福田先生，他是我们唯一可以结交的日本朋友。”拉贝拉上斯迈思，又一次去日本使馆。
福田参赞答应出面跟军队说说。
“如果这样处决中国人的话，我无法为你们的军队去招募劳工了。”拉贝拿出这个理由，是希望日本军人想一想可能带来的后果。其实日本兵才不管拉贝的想法，在安全区抓捕中国军人已经是日军进城后的首要任务。尽管日军攻克南京城后非常嚣张，但他们内心依旧惧怕中国军队的抵抗和袭击，尤其是不敢轻视巷战和游击战一类的战斗，所以当进城后听说安全区潜伏了大量中国军人后，“扫荡”的矛头直指安全区。
从14日开始，日本军队不断派出“扫荡”分队进入安全区，凡见15岁至50岁左右的中国男人，统统要一一查验身份，要验看他们的手、肩和头发等等，看看手上有没有握枪的老茧，查查肩膀上有无扛枪的印痕，头上有无戴过军帽的发迹。稍有发现，立即拉出去枪毙。于是有人传说戴过帽的人头上都会留下印记，因此许多男人就把头发统统理成光头。哪知第二天日本人专抓光头的男人，可怜那些本不是军人的汉子们也被日本兵无情地抓走枪毙……
更加可恶的行径还有很多——
15日，安全区内的6名街道清洁工奉命在鼓楼一带打扫卫生，结果日本兵闯进去，见是一群男人，立即将其捆绑起来，押到一处墙根，用刺刀一个个捅死。
16日，在拉贝他们的国际委员会总部工作的伍长德被日军抓走，理由为他是一名中国士兵。伍以前是南京警员，他被带至首都剧场对面的一片空地上，日本兵让他在那儿站了几个小时，此间又有1000多个中国男人也被抓到那里。他们随后被带到汉西门，日本兵命令他们蹲在地上，后又被强行分为七八十人不等的几组，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伍长德被分在最后一组，这时天已黑，机枪扫射时，他未受伤，随即装死。日本兵随后用燃烧之物将所有尸体焚烧。一名日本兵走到伍长德的身边，发现他没有死，便用锄头猛击其背部，并用柴火堆放在他身边。柴火点燃后，日本兵走了，伍才成功逃走。10天后伍长德化装成乞丐才重新回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拉贝他们才知道了这一起日军暴行……
“把所有的日军罪行记录下来！”拉贝悲愤难忍，他让斯迈思整理出第一份《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材料，决定通过福田参赞向日军提出严正抗议：
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他们所待的房子去旁边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向收容所运送米饭的任务，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向大众提供粮食方面工作的难度，我们甚至找不到足够的脚力来将米和煤运送到粥厂。结果今天早上有数千名难民没有得到食物。为了让中国的平民能得到食品，国际委员会中的几个外国委员今天早上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日军巡逻队，把卡车开到安全区来。昨天，我们委员会好几个委员的私人汽车被日本士兵拖走了……写到这里，拉贝有种不吐不快之感，他疾笔如风，愤怒见纸：“不结束目前这种人心惶惶的局面，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活动！”为此，他向日本军方提出“立即采取的预防措施”：
1.所有搜家活动由负责军官指挥，率领正规组织的小分队进行。（制造麻烦的大多是四处游荡的士兵，他们人～7人一伙，无军官带队。）
.夜间，最好也在白天，在安全区的所有通道口安排日军岗哨（昨天我们已经向贵军的少佐先生提过这项建议），阻止四处游荡的日军士兵进入安全区。
.立即发放汽车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以免我们的卡车和私人汽车被日军士兵扣留（即使在城市保卫战的最艰苦的时期，中方司令部还是向我们提供了通行证，虽然此前已有车辆被扣，但在递交了申诉后，所有车辆都在4小时内物归原主。此外，当时中国军队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仍然提供给我们辆卡车为平民百姓运送粮米。与此相比，日本皇军具有更好的装备，而且已经控制了全城，城内的战斗也已经全部停止，因此我们坚信，在目前中国平民百姓需要得到日军的关心和保护的情况下，日军会表现出更高的姿态）。
想起前一天与原田将军见面时的情景，拉贝不由更加气愤，他还有话要说：“日军最高指挥官于昨天抵达南京，我们原以为市内的秩序和安宁会由此而得到恢复，因此昨天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昨天夜里的情况比前天还要糟糕，因此我们决定向日本皇军指出，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
真是忍无可忍！但不忍你又能怎样呢？拉贝觉得自己活到五十岁，还没有一件事能比与日本人打交道更无奈、更令人气愤的！
他再次想到了妻子的诗句：
我们真切热爱
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是啊，妻子说得多好！生命就是“必胜的信念”、“不尽的奋争”。面对强盗和野兽般的日本军队，你唯有坚持不尽的奋争，才会有必胜的信念。
拉贝讲究尊严，德国人一向讲究尊严，但在南京，在日本军队屠刀下的南京城内，德国人此刻已经没有了尊严。日本士兵可以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想抢什么东西就抢什么东西。屋子里的人已经不敢随便出门了，为了方便国际委员会和自己的汽车出入，拉贝有时叫佣人干脆把院子门打开，但又遇上了困难——守在门外的妇女和孩子们就会突然如放闸的潮水往院子里涌。拉贝无法劝阻他们，因为他们会集体跪在地上磕头求助。上帝也无法拒绝他们。拉贝只好“投降”。可是进院子后又能怎么安置他们呢？小小的院子里已经有600多人了！吃喝拉撒住都成问题。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挤上十几个女人和孩子，院子里的草坪上，躺满了人，有的甚至成了两层和三层——地上躺着的是一层，凳子上又躺一层，凳子上面还有一层门板上再坐满几个人……如此境况下，仍要不断遭受日本军人的骚扰。
“哐！哐哐哐！”有人在踢门。
“谁？”拉贝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走下楼。
“是日本兵。他们想进来。”佣人胆怯地说。
“啪——”拉贝突然打开手电筒。一束亮光照射到院墙外几个探头探脑的日本兵脸上，他们见光而逃。
拉贝让佣人拉开院门，追赶出去。走过一段小巷，满地是血淋淋、臭乎乎的尸体。佣人们吓得往回就跑，拉贝虽然不怕死人，但气味实在难闻。回到院子，见女人和孩子们瞪着惊慌失措的眼睛一个个都在看着他。“他们希望我这个‘洋鬼子’能帮助他们驱赶凶神恶煞，我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拉贝常这样自言自语。
又有两件事令他无法平静：一是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认为拉贝的国际委员会的存在没有“法律根据”；二是受命于国际委员会的50名安全区警察也被日本士兵当作中国军人强行押走并枪毙了。拉贝觉得这是日本军队对他和他的国际委员会的严重挑衅行为，为此他不能坐以待毙。“任何企图削弱或无视我们国际委员会存在的行为，就是一个目的：更随心所欲地屠杀中国人。”
“这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拉贝认为他与日本军方的斗争已经水火不相容了，必须严正地批驳日本人的阴谋。为此，17日，他又向日本使馆陈述自己的立场：
我们从未考虑寻求某种权力，与日本当局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197年1月1日，南京市政府马市长将城市在特别时期的几乎所有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这其中包括管理警务、看管公共机构、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权力、食品供应、城市卫生等等。197年1月1日，星期一的上午，贵军获胜进城的时候，城市的管理权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唯一尚在运行的机构。当然，我们所获得的全权不能超出安全区的界线，而且我们在安全区也无权享有主权。
日本驻上海当局曾向我们保证过，只要安全区内没有军队或军事设施存在，贵军就不会蓄意攻击安全区。鉴于我们是唯一的城市管理机构，贵军进城后，我们立即试图和先头部队取得联系。1月1日下午，我们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贵军大尉，他正率部进入预备阵地。我们向他作出了必要的解释，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了安全区的界线，此外我们还恭敬地向他指出了个红十字医院的位置，通告了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配合和平静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即：我们得到了贵军的完全的理解。
当天晚上和次日早晨我们起草了1月14日的函件，并让人译成日语。为了将这封信转交给日本当局，我们的拉贝先生、斯迈思博士和福斯特牧师人一直在忙于寻找贵军高级军官。关于这一点，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可以证明。我们一共和5名贵军军官进行了接洽，但是他们都指出，此事要等到第二天最高指挥官抵达后和他联系。
第二天，也就是1月15日，日本帝国大使馆福田德康先生和关口先生来访，关口向我们转交了“濑田”号舰长和舰队军官的致意帖。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1月14日的函件，并向关口先生保证，我们愿意为电厂恢复供电提供帮助。同一天中午，我们荣幸地在交通银行和特别长官（参谋部和特务机关长官）进行了会晤。对我们1月14日的函件，他给予了口头正式答复。
……但是恰恰从这个时候起，只要没有欧洲人陪同，我们的卡车在街上就会被扣留。从星期二早晨起，我们领导下的红字会开始派车在安全区收殓尸体，但是他们的车不是被强行拖走，就是被企图扣留，昨天甚至有14名该会的工人被拖走。我们的警察在执行警务时受阻，昨天在司法部执行警务的50名警察遭逮捕。据在场军官称，要带走他们枪决。另有45名我方的“志愿警察”昨天下午也同样被带走（这些“志愿警察”是委员会于1月1日下午组织起来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安全区内的“着装警察”尽管必须日夜执勤，但靠他们仍然不可能完成安全区内的警务工作。这些“志愿警察”既不着装，也不拥有任何武器，他们仅仅佩戴臂章，而且从性质上看不过就如同欧洲的童子军，他们临时承担一些小型服务工作，例如帮助维持民众秩序，做一些清扫工作，在急救时帮帮忙等等）。
1月14日，我们的4辆消防车被贵军征收用于运输。
我们力争让日本大使馆和贵军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为了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将城市的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一旦日本当局成立新的城市管理机构，或者其他的组织机构，我们将移交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职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我们为了平民百姓的利益，为了维持安全区的秩序所进行的工作，贵军士兵横加阻挠。这样做的后果是破坏了我们为维持秩序而建立的体系，从1月14日早晨起，扰乱了我们必要的公务活动。具体地说是这样的，1月1日，当贵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在安全区几乎集中了城市的全部平民百姓，安全区当时只遭受到轻微的炮击损失，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对安全区没有进行任何抢劫。完全可以说，我们为贵方和平地接过了整个安全区，在城市的其他区域恢复秩序之前，为使正常的生活能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作出了一切的准备工作。一旦秩序恢复，就可以在全城恢复正常的交通。但是到了1月14日，贵军士兵的抢劫、强X和屠杀等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留下来的7个欧洲人和中国居民一样震惊了。
在拉贝的这封抗议信中提到安全区的“志愿警察”被日军杀戮一事，在过去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各种文章中很少提及。事实上这是日军在南京犯下巨罪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日军接近南京时，拉贝他们的安全区建立后，考虑到维护秩序需要，原南京市长马超俊应拉贝的请求，于1月1日，调派了450名警力，担任安全区警卫，这支队伍由南京警察厅第六警察局长伍建鹏兼任警卫长。但后来涌入安全区的难民人数激增，原有警力不够。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天，国际委员会便从难民中组织了一支既无制服又无枪械，仅佩戴国际委员会自制的臂章，类似童子军的志愿警队，由拉贝向日本使馆和日军代表口头应诺：“难民区内留置警察，除警棒外，不准携带任何武器。”但在日军随之而来的追捕“中国军人”的大扫荡中，这些志愿警察几乎都被日军当作“中国军人”而拉走枪毙了。1945年11月，审判日本战犯时，警察陈永清就曾出庭作证：“日本中岛部队在南京难民区中的司法院查出军民及警察等000余人，每行列用绳捆绑圈住，赶至汉中西门，用机枪扫射，已死者及伤者都被日军用汽油焚烧。”原中国军队87师副排长仲科也在作证时描述道：“……忽来敌百余名，押我等及院内所住之难民千人，出诸室外，排列成四路队形，向汉中西门去，途中又有未及更衣的警察400多人衔拉而行。敌兵时顾余等作狰狞笑。距城关一箭之地，敌兵以手示止踵，并以粗如臂、长数十丈之麻绳围绕警察约00余名，押往城外，十分钟后，闻机枪大作。接着，持绳之日军冉冉而来，分批圈杀。”据当年东京审判前的调查，日军杀害警察人数约000余名，多为担任安全区警卫任务的警察专员和志愿警察。
我们把话题回到拉贝与日方交涉这一环节——
针对城内接二连三的暴行，拉贝等多次口头或书面向日方提出抗议或建议，希望日军派出巡逻和警卫，以维持基本的秩序。日军一方面表面上答应要重视拉贝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另一方面其实一直在怂恿其官兵的无节制暴行。这一点最让拉贝不能忍受。他指出：“昨天晚上8时至9时之间，我们委员会的5名成员巡视了安全区。巡视过程中，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交界区域，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巡逻哨。在贵军的威胁下，加上中国警察被拖走处决，我们自己的警察在街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只在安全区的街道上看到了两三个一伙四处游荡的贵军士兵。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安全区的四面八方又传来消息，这些四处游荡、无法无天的贵军士兵正在奸淫掳掠肆意蹂躏。这表明，贵军没有考虑我们昨天（1月16日）函件第点中提出的请求，即：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岗哨，阻止四处游荡的士兵进入安全区。”
“过去天的蹂躏和破坏如果得不到制止，救济工作的难度必将成倍增加。我们组织安全区的原则是，鼓励每个家庭尽可能通过个人途径在安全区商定食宿事宜，以减缓突发局面给我们的组织机构造成的负担。目前的局势如果得不到改善，那么要不了几天大部分居民就要挨饿。各家自己储备的食品和取暖物资已经告缺，中国人的钱、衣物和个人财产都被四处游荡的贵军士兵抢走了，人们怕上街，怕重新开店做生意，因此正常的生意和其他的活动只能小规模进行。我们的供应也陷于停顿，从1月14日早晨起，货车运输可以讲几乎陷于瘫痪。贵军进城前，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向安全区运送储备粮。我们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分发粮食，因为我们已经要求居民们带上能维持一个星期的食品储备。为了防止一些收容所出现粮荒，我们委员会的欧洲委员不得不在夜幕降临后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收容所运送粮食。”
想到日本总领事傲慢且无视国际委员会存在的言行，拉贝心情难以平静。“如果不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粮食供应，居民将受到饥饿的折磨。另外一个折磨中国居民的因素是贵军无休无止的骚扰。一些家庭向我们诉苦，他们的房子被砸开，遭抢劫，他们的女人一个晚上被强X多达5次。于是他们第二天早晨逃离住所，找一个希望能得到安全的地方住下来，这难道奇怪吗？”
而日军有些借机杀人的做法，也必须加予坚决制止。拉贝举例：“昨天下午，贵军指挥部的名军官前来我处交涉，请求在恢复电话通讯方面提供帮助，就在这同时，一批电话工人被赶出了他们在安全区的住所，他们都佩戴委员会的袖标，我们不知道他们逃匿到什么地方了。如果任这类恐怖活动继续发生，我们就不可能提供必要的工人，从而帮助对民生至关重要的机构恢复工作。”
“如果市内贵军士兵的秩序不能立即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就无法保证0万中国平民中无人饿死！”拉贝愤怒地写完最后一句话，在他看来，如果不对日方指出这样严重的后果，那么日本人是不会停止更大范围的屠杀的。
德国人做事的严谨和穷追不舍的作风也许永远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拉贝认为自己的“严重声明”和“抗议”还不足以提醒日方改正暴行，由此他第二天又让另一位国际委员会成员给日本大使起草了一份更加详细、措辞更加严厉的信件：致南京日本大使馆：
由于贵军士兵持续不断的抢劫、暴力和强X，整个城市笼罩在惊恐和悲惨的气氛中。1.7万多人，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逃到我们的建筑物里来寻求保护。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涌进安全区，因为外面的情况比我们这里还要糟糕。下面我列举在过去的4小时中在我们的建筑物中发生的暴行，这些暴行还不算是最严重的。
1.大学附中，干河沿：
一个受到惊吓的孩子被军用刺刀刺死，另一个被刺成重伤，即将死去。8名妇女被强X。我们好几个试图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并向他们提供食物的雇员，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无端殴打。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有贵军的士兵爬过围墙。许多中国人已经天睡不着觉了，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变得有些歇斯底里。如果有朝一日这种恐惧和绝望导致了对贵军士兵强X妇女行径的抵抗，那将会发生毁灭性的大屠杀，对此贵当局要承担责任。
美国国旗被贵军士兵以污辱的方式撕扯下来。
.蚕厂，金银街：
两名妇女被强X。
.农具仓库，胡家菜园11号：
两名妇女被强X。
4.系所在地，汉口路11号：
我们委员会的人员居住在此，两名妇女被强X。
5.系所在地，汉口路号：
我们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居住在此，一名妇女被强X。
6.农艺系，小桃园：
这座建筑物多次遭到日本人的恶意骚扰，因此所有的妇女都逃走了。今天早上我去那里察看时，6个日本士兵站在我的对面。尽管我用极为客气的方式向他们提问，询问他们是否遇到什么麻烦，其中的一个日本兵仍然始终用手指扣着扳机，多次用手枪对着我。
以上未经修饰的事实还没有提到那些白天被四处游荡的日本兵骚扰多达10次、夜间多达6次的可怜人们的困难。这些日本兵出来要么是为了找女人，要么是为了抢劫，这些情况表明了立即实施管制的必要性。
贵方的一些代表声称，昨天夜里在所有这些建筑物的大门口，以及其他一些安置了大批难民的地方，都布置了军警岗哨。但是我们却连一个岗哨都没有看见。由于日本士兵到处都在翻墙越院，因此仅靠几个岗哨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除非在日本士兵内部普遍恢复纪律和秩序。
如果贵军士兵的行为不能重新得到控制，那么设立在原何应钦公馆的日本秋山旅团司令部对周围居住的人就会构成极大的威胁。如果贵方的将军们能关心一下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地方甚至能变成一个能提供特别保护的地区。
不仅仅是在这里，在整个城市，居民们的食品和现金财物都被日本士兵洗劫一空，这些人已经被逼到了绝望的境地。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他们的衣物和被褥也被日本士兵劫走，这些人因寒冷而患上了疾病。
贵当局打算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都有饱含着眼泪的市民悲痛欲绝，他们抱怨说，只要日本士兵一露面，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栋房子会安全。这种做法想必不会是贵政府的意图吧？南京的居民希望日本人能给予较好的待遇！
如果贵方有机会，我建议，和我一起去查访一些地区，就在贵方院墙之下发生的一个个恐怖事件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就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被7个来我们这里检查的日本士兵打断了，我必须和他们打交道。所谓检查，无非就是看看有没有女人能让他们晚上拖出去强X。
我夜里就睡在这栋楼里，而且我还将继续在此过夜，希望能给这里无依无靠的妇女儿童多少带来一些好处，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我所能提供的微薄的帮助。
我和我的朋友们（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进行我们人道主义工作的时候，多次遭到贵军士兵的威胁。如果在此过程中我们被酗酒或失去纪律约束的贵军士兵杀害或伤害，那么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我一再努力本着友好和谅解的精神来书写这封信，但是却无法掩盖字里行间所反映出来的自贵军5天前进城以来我们所经历的绝望和悲痛。
只有贵方迅速采取行动才能整治目前的局面！
签名：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M.S.贝德士
信件发出后，拉贝觉得不能就此了结，要想让日方收敛其军队的野蛮行径，必须与其面对面地进行斗争。
18日下午5时，拉贝和斯迈思作为德国和美国代表，决定再次去找那个傲慢的冈崎。
“今天我们是作为德国和美国民间人士的代表来的。希望冈崎先生充分注意到，斯迈思是美国著名教授，而我作为德国的一名纳粹党员，且是德国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德国在华人士的代表，来向你反映情况和表达我们的意见……”拉贝今天一身笔挺的西装，并且在西装上别着明显的纳粹标志，见了冈崎后，毫不含糊地递交了长长的意见书和早已准备好的《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的报告》。
这让冈崎感到气氛有些很不自然。其实这名日本政府的代表根本不惧怕眼前的德国人和美国人，他有所顾忌的是“纳粹”和纳粹领袖希特勒。因此，这一天的会面，冈崎变了些口吻，甚至后来确实让拉贝感觉日本兵不再像前几天那样任意到安全区拉走男人去枪毙了。
正是以拉贝为代表的一群欧美教授、商人、医生和传教士们以他们自己脆弱的身体作为武器和盾牌，在强大的日本军队面前，无私无畏地坚持着人类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正义及良心，并且一次次地跟日方交涉，申诉理由，甚至直面抗议，同时通过“秘密”渠道将南京城里日军的残暴行为公之于众，令日本政府恼怒又有些无奈。尤其是17日后松井石根大将率部进入城内后，为了顾及他“英雄部队”的脸面，似乎也拿出了一些“整治军纪”的行动，比如不再进入安全区随意抓住男人当作中国军人而成群成批地枪毙，而这也是拉贝他们在阻止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
这来之不易。这个时候，拉贝每每回到住处，就会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眼近在咫尺的那具悬挂在竹架上的中国军人的焦尸，心头便会涌起无比的悲怆——他为苦难的中国军人、为无助的中国平民们悲怆、痛苦，甚至暗暗落泪。
泪水像这个冬天的雨水一样多……
.拯救女人
拉贝此刻的双手在剧烈地抖动，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很少有的，他是一战老兵，在非洲的苦难日子让他对再残忍的现实也有了很强的心理承受力，但现在他捏着由广州路8号、85号内住着的难民们写给他和国际委员会的信，无法平静了。
致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540名难民被安置在广州路8号和85号，拥挤不堪。
本月的1日到17日，我们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断地来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服都被抢劫一空。每天夜里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日本人用卡车把她们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们回来。到目前为止，有0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强X。妇女和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语言无法形容的地步。请救救我们！
难民
197年1月18日
老实说，这份由难民们自己写给国际委员会的信中所述内容，对拉贝来说，并非骇人听闻，问题的关键是：吃得太多苦的中国人一向不善言表，他们即使受尽非人的苦难甚至是死亡，一般也不会向人诉求，似乎一切都必须容忍。太多的血泪和苦难，让市民们变得麻木。而在这种麻木中，在无路可寻的情形下，有人竟然向拉贝他们这些“洋鬼子”求助，并且是带着完全沙哑的哭腔在乞求帮助，还能有比这更凄惨的吗？
一向冷冷的拉贝，看着这封信，泪流满面。他自责没能保护好他的“臣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现在是“南京市市长”，中国人也早已认可这一点，所以拉贝更加觉得无法原谅自己。
“一个失职者无权为自己辩护。”拉贝坚持这样认为。
很少有人见过拉贝独自掉泪。这一天韩湘琳发现拉贝先生的眼睛红红的，长时间地伏在办公桌上哭泣，并且有时哭得双肩都在颤动。
“日本人！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们的罪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拉贝一次次地诅咒魔鬼。（未完待续）